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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非婚妈妈的“亲子鉴定”之路

一个非婚妈妈的“亲子鉴定”之路

时间:2017-05-08来源:亲子鉴定中心点击:

  于军从来没有想过,自己唯一的女儿悦悦会成为一名计生“黑户”。上户还需做亲子鉴定......

  那是2008年,41岁的于军与悦悦的生父、一名吉林籍的程序员在网上相识并开始交往。她此前的感情经历并不顺利,因为丈夫出轨,她在31岁那年离婚并一直独居。怀孕后,只有24岁的男友拒绝继续这段感情并要求她打掉孩子。

  于军接受分手但没有妥协。她是一名英语老师,父母则是驻外的高级翻译,这种家庭背景多少形成了她的选择基础:“我想要一个孩子,只是没有结婚而已,这到底怎么了?”

  但她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,她违反了《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》中的一项规定——“对非婚生育的,参照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,适当处理”。而第三十三条的主要内容是“对超计划生育子女的夫妻,征收超计划生育社会抚育费(以下简称社会抚育费),并可以给予其他的经济限制和行政处罚”。

  某种意义上,只有一个孩子的于军“被超生”了。

  这个名词对于军来说并不陌生,在辞职做英语家教之前,于军曾在一所公立学校当过15年教师。她清楚地记得,校长作报告时最后一句话永远是“注意计划生育问题”。因为担心被街道计生部门“做工作”,怀孕几个月后,于军就躲到了父母家里,“只要孩子生下来,还怕活不下去?”

  但现实是,只有缴纳罚款,孩子才能上户口,而即使愿意缴纳罚款同样需要资格——街道计生科要求她提供生父信息及亲子鉴定证明。

  事实上,在过去的4年里,为了寻找孩子的生父,于军几乎穷尽了所有办法。她在《工人日报》的中缝里登《寻人启事》,打中央电视台的法治热线,注册账号在新浪微博上求助。有时候,朋友看到实名出现在媒体上的她,也会指指点点,于军只是笑笑:“为了孩子,我在乎什么隐私?”

  然而,当于军带着这些努力一次次跑到街道计生科、区计生委讨说法的时候,往往只能得到一个无奈的回答——“等政策”。在于军提供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一段录音中,一名区计生委工作人员这样回复她:“您自己不找着男方,找我一百次也没有用……因为全区这么多人,解决了你那别人解不解决?您明白我说这意思吧?”

  4年来,“黑户”的身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母女俩的生活。去年,光是因为感冒,悦悦就打了4次点滴,由于没有医保,每次的花费都上千元。同样是因为户口问题,于军不得不把女儿送到私立幼儿园,一个月2200块,“还在继续涨”。几天前,一个朋友准备带孩子去丽江玩,给于军发来微信,问悦悦“要不要一起去”。于军这才意识到,自己的女儿没有户口本,不能坐飞机。

  “孩子没有罪,大人的错,为什么要让孩子来承担?”如今,于军住在父亲单位分的老房子里,窗户上贴着“英语辅导”几个红字。每到周末,她的家教班都要从早8点开到晚8点,“争取多教几个补贴家用”。

  她仍然为有朝一日能获得“被罚款”的机会而做着准备。

  但在采访中记者发现,悦悦的遭遇并非必然。在这一过程中,每个环节政策的制定者、执行者都有机会拉这个女孩一把。

  “我们在传统道德上也许不能接受,但不该因为一个道德评价剥夺妈妈的选择,这是选择权的问题,跟提倡不提倡没有关系。”在她看来,从一开始,于军就进入了政策陷阱。

  “在地方,在‘一票否决制’的驱动下,落实计生工作最好的方法是什么?就是用落户作为条件,但这实际上是一种连坐。”2012年年底,陆妙卿曾联合其他29名女律师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、国家卫计委和全国妇联三部门,那一次他们要求取缔的行为是“以妈妈‘上环’作为宝宝上户的前置条件”。

  事实上,早在2010年,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、公安部就曾在一份关于户口整顿工作的通知中,明确指出对未申报户口的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,要准予登记,并不得将登记情况作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依据。这意味着,计划生育政策外出生人口的父、母亲只需要持孩子的《出生医学证明》就可以在其户口所在地为孩子申报户口。

  然而,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于军“计生与落户原来可以脱钩”。于军所在小区居委会主任也向记者证实,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前夕,上面传达给她的精神仍然是“缴纳社会抚养费就能让孩子落户”。

  最后一根压倒于军的稻草是那份“遥不可及的亲子鉴定”。

  据她向记者提供的录音,街道计生科对于必须出示亲子鉴定的解释是,要根据男方的婚育状况来决定社会抚养费征收数额,“万一他原来有孩子呢?一下子可能就差好几十万了”。在黄溢智看来,这无疑是于军面临的又一政策阻碍,“因为你没法证明,所以就必须给你一个有罪推定。从管理的角度,这是典型的懒政”。

  在她看来,为了提高执法效果,于军走过的每一个行政环节都在自动抬高门槛,而最终后果的承担者却是一个4岁的孩子,“最后你发现,让弱者陷入困境,却没人需要为之负责,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”。